清纯之姿：严嵩的仕途起伏与书生情怀
提及那位名人的初始形象，人们总会想起他那如书生般的清新面容。他，一个来自江西分宜的才子，自幼聪慧，五岁便开始启蒙读书。他的仕途之路可谓一帆风顺，十九岁便中举，二十五岁更是以优异的成绩廷试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在正德二年的那个春天，年仅二十七岁的严嵩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步入了中央国家机关的殿堂。
严嵩并非出身官二代或富二代，他的家境贫寒。分宜这个偏僻之地，严嵩出生的介桥村更是穷山恶水。父亲是一个穷秀才，在乡里为孩子们启蒙，生活境况与当下的民办代课教师无异，收入极不稳定。严嵩能踏上仕途，凭借的全是自己的知识。
命运似乎总爱与人们开玩笑。正当严嵩准备大展宏图之际，政坛的丑陋现象让他备受打击。这一年，宦官矫诏公布了53名高官名单，称之为奸党，朝堂之上张榜公布，百官们人心惶惶。正德皇帝则更偏爱游乐，将内宫改造成集市，穿着商人服装在其中高声叫卖讨价还价。面对这样的政坛乱象，血气方刚的严嵩自然不能容忍。面对权力的较量，他选择了沉默与躲避。
蒋钦的遭遇无疑给刚踏入仕途的严嵩一个沉重的警告。面对权力的斗争，鸡蛋碰石头只会让自己遍体鳞伤。严嵩心情郁闷，加之祖父及母亲相继去世，他选择回家服丧守孝三年。愤青的严嵩回到了江西分宜介桥村，开始了他的孝子兼隐士生涯。
在家乡的严嵩，真的就像一个书生，“穷则独善其身”。他留给世人的，是一张“颇著清誉”的面孔。他在钤山麓建钤山堂隐居读书，写诗著文，描述自己的田园生活。33岁时，他喜得贵子，更是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一份喜悦。
从归隐到复出，严嵩经历了政坛的风起云涌。刘瑾被扳倒后，他以为吏治会向好发展，但武夫江彬的入京又带来了祸乱。在这个背景下，36岁的严嵩选择了复出。复出后的他依旧是个愤世嫉俗、不合时宜的小官员，但他与众多名家大儒相互唱和，展现了他的书生本色。他的青词写得如此出色，与他的文章功底一脉相承。他还擅长书法，这都是他实实在在的功夫。
作为公知，严嵩的书生本性始终未改。他批评朝政、舞文弄墨，在正德皇帝不理政事的背景下，他的慷慨陈词为他赢得了更多的清誉。这位名人的仕途起伏与书生情怀让人们看到了他的多面人生。在帝国权力的巅峰，统治者的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引发一连串的政治波动。嘉靖七年后的严嵩，已不再是那个单纯的书生，他深入权力核心，展现出更为深沉、更为灵活的政治智慧。
随着职务的变迁，严嵩的性格悄然发生了改变。他不再是愤青的代言人，而是逐渐转变为一个媚中的仕途中人。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他深入官场、洞悉政治生态后，自然而然发生的。他的仕途变迁，正是他性格转变的见证。
严嵩的仕途在嘉靖七年迎来了一个小小的转机。他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从此进入了中央直管的高级干部行列。这一年，他被委派去监造显陵扩建工程，这是一项关乎嘉靖皇帝孝道的重大工程。严嵩的表现为世人所瞩目，他尽心尽责，将显陵扩建工程做得功德圆满。
严嵩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在官场中，除了实干，还需要懂得政治智慧。在他功成还朝后，他上了一道与显陵扩建工程完全无关的奏疏，报忧河南灾区灾情严重。这一举动让许多人惊讶，因为这一年帝国都发生了许多大事，而严嵩的奏疏似乎给吉祥如意之年抹上了阴影。
严嵩并没有因此受到皇帝的责罚，反而得到了嘉奖。这是因为严嵩上的两道奏疏，一忧一喜，先忧后喜，暗含机心。他先用报忧之疏体现他的忧国之心，再用报喜之疏体现他的忠君之情。这种转变让人看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对官场的深刻理解。
嘉靖七年“两疏”事件之后，严嵩的仕途呈现向上的趋势。他在官场中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不仅得到了皇帝的赏识，也赢得了同僚的尊重。终于在嘉靖十五年，严嵩接任礼部尚书一职，成为名正言顺的正部级干部。
嘉靖十七年，严嵩突然面临一个重大考验。这一年，嘉靖皇帝想让他的生父称宗入太庙，命令礼部开会讨论此事。这是一个极为敏感和复杂的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但严嵩凭借他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成功地处理了这一问题，再次赢得了皇帝的赞赏和信任。
严嵩的性格转变和仕途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他从愤青到媚中的转变，是他对官场政治的深刻理解和适应的结果。他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能力，更是因为他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智慧去处理复杂的问题和关系。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官场中，除了能力，还需要有政治智慧和灵活应变的能力。
在未来的日子里，严嵩的仕途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但无论如何，他都会以他的政治智慧和经验去面对这些挑战，继续他在官场中的旅程。严嵩作为礼部尚书，面临着一个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按照皇帝的意愿行事，那么自己“颇著清誉”的形象将可能遭受严重损害；若不照办，能否继续担任礼部尚书一职则变得岌岌可危。
在这关键的时刻，严嵩最初试图通过与其他大臣的联合来阻止皇帝的决定。皇帝却亲自撰写了《明堂或问》来责难廷臣，坚持要推行生父称宗入太庙之举。面对皇帝的强硬态度，严嵩不得不改变策略。
史料记载，严嵩在受到皇帝的训斥后，表现出惶恐和不安，改变了自己之前的主张，并详细规划了礼仪。他的这种柔媚的神态再次显现，展示了他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改变。他不仅引经据典来支持皇帝的观点，还为此事撰写了《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以取悦嘉靖皇帝。
经过这一系列的动作，严嵩曾经清纯的书生面孔逐渐消失，被一张柔媚的权臣面孔所取代。三十余年的仕途经历让严嵩变得圆滑，似乎不再锋利。真的如此吗？
在一些层面上，严嵩的锋利依旧存在，甚至可能伤人。但他的锋芒并不是针对皇帝，而是针对他的同僚。比如那个曾经引荐他担任礼部尚书的阁臣夏言。
夏言与严嵩虽然同为江西老乡，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多少交集。当时夏言作为一个低级干部，与中高级干部严嵩之间似乎并没有多少故事值得讲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发生变化。
嘉靖七年对严嵩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严嵩逐渐进步，而夏言则因一道建议天、地分祀的疏文而受到嘉奖。夏言逐渐升迁，最终成为礼部尚书，而严嵩则是在夏言即将入阁参预机务时接任了礼部尚书一职。
夏言身材高挑，眉目俊朗，又留有一副极具艺术感的胡子，恰似人群中引人注目的焦点。他的才情出众，尤其是青词写得出奇制胜，每次进宫讲学都受到皇帝的瞩目。夏言在嘉靖十五年入阁，两年后更是升为首辅，将严嵩远远地甩在身后。
严嵩并没有在最初的时候展现出阴狠的面孔。他接任礼部尚书后，对夏言一直心存感激，视其为恩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夏言的傲慢行为逐渐激怒了严嵩。夏言擅自出入西苑斋宫，拒绝佩戴皇帝特赐的香叶冠，甚至对写青词一事不再上心，经常拿旧作敷衍了事。这些行为让嘉靖皇帝对夏言逐渐怠慢。
严嵩抓住机会，每次写青词都竭尽全力，语不惊人死不休。每当去西苑时，他都会恭敬地戴上升级版的香叶冠，看上去十分。嘉靖二十一年，帝国天空出现日全食，严嵩趁机密语皇帝称罪之人非皇上而是首辅夏言。由此，嘉靖下诏革去夏言官职。两年后，严嵩如愿升任首辅。
然而世事难料，嘉靖二十四年底夏言复出并跃居首辅之位，而严嵩则成为次辅。这时严嵩的仕途突然遭遇危机。不仅要面对夏言的颐指气使还要面对儿子严世蕃被夏言抓住把柄的危机。严嵩开始危机公关放低身段请求夏言手下留情但未能成功。如果夏言能将心肠硬到底直接将此事捅到皇帝面前严嵩将失去圣眷。
这场博弈中夏言一度占了上风但最终结果如何仍是个未知数。二人之间的博弈充分展现了权谋之争的复杂与残酷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的阴狠与权谋。严嵩，这位人心大师，展现了他高超的危机公关能力。面对夏言不够决绝的性格弱点，他先是贿赂夏言的门人，然后直接跪倒在夏言面前，表现得可怜、悔恨、感恩，仿佛愿为夏言效犬马之劳，直到夏言的心肠软下来，答应不将此事上报皇帝。这样的手段，使得严嵩的危机公关得以成功。
若将这次危机公关置于严嵩日后诬陷夏言并置其于死地的背景下去看，严嵩那阴狠的面孔便暴露无遗。在嘉靖二十五年，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严嵩却将此视为扳倒夏言的绝佳机会。
严嵩的策略首先在于他善于笼络人心。他对皇帝身边的宦官毕恭毕敬，经常给予好处，使得宦官们在皇帝面前为严嵩美言。在议复河套问题上，嘉靖皇帝之所以倾向严嵩的观点，实在与身边宦官对严嵩的美言分不开。
严嵩善于抓住和制造机会。当夏言奏报议复河套时，嘉靖皇帝起初是同意的。但蒙古部落出兵侵犯延安府宁夏镇时，严嵩立刻抓住机会，让言官上疏弹劾曾铣。此时恰逢陕西澄城山崩，嘉靖皇帝疑虑复套之举。
严嵩在政治上搞垮曾铣和夏言。他唆使边将和都督上疏诬告曾铣的罪行，导致曾铣被杀。曾铣之死为夏言的去势埋下伏笔。
朝堂之上，当皇帝对复套之举产生疑问时，夏言试图辩解并拉严嵩为自己站台。而严嵩则以退为进，指责复河套之举是穷兵黩武，上干天怒。从官场政治学的角度看，严嵩的手段显然更高明。此后，夏言被从退休回家的路上抓回京师处死。
此后，严嵩重新站稳首辅之位，脸上虽然重现和蔼可亲之神态，但阴狠的面孔下隐藏着的是他的善变和仕途的起伏。他的仕途曲线在嘉靖二十三年九月升任首辅后一直是上升的。但在他官职升无可升之后，只能在职称工资上更上一层楼。其实在他出事之前，关于他的弹劾已经层出不穷，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那些弹劾者的遭遇说明了皇帝对严嵩的恩宠。然而徐阶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徐阶比严嵩小23岁，两人的确是两代人。在仕途起点上，徐阶落后得多，他踏上仕途的时间比严嵩晚了整整18年。然而他进入仕途后迅速崭露头角，隐隐然已经显出要发达的气象来。这无疑让已经担任内阁首辅多年的严嵩感到了威胁。面对徐阶的挑战，严嵩出手了，他的面孔透露出沮丧和无助。仿佛因果轮回一般，严嵩败在了徐阶的算计之下。在较量中落后的徐阶展示出的韧性和智慧与一直领先的严嵩形成了鲜明对比。严嵩之所以对徐阶心生警惕并忌讳，其根源在于徐阶的仕途起步得益于夏言的支持，身为夏言的人，这无疑加深了严嵩对徐阶的敌意。在权力的角逐场上，严嵩竭尽全力阻止徐阶上位。嘉靖三十年二月，严嵩甚至向皇帝进言，诋毁徐阶的忠诚与能力，声称他并非才疏学浅而是心怀二志。徐阶是个老辣的角色，他并未像夏言那样傲慢张扬，而是选择了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他小心翼翼地处理与严嵩和皇帝的关系，一手抓住严嵩谨慎侍奉，一手抓住皇帝精心献上吉祥词藻，以此来求得自身发展。在这样巧妙的策略下，徐阶逐渐在夹缝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并得以成长。与此严嵩却在逐渐衰老。嘉靖四十年时，严嵩已年事已高且深受皇帝冷落。不幸的是这年十一月他又犯下了重大失误——针对皇帝居所失火的情形他提出了一个不吉利的建议。相比之下徐阶则表现出了善解人意的一面，他建议皇帝重修永寿宫并节省国库开支。此举赢得了皇帝的赞赏并让徐阶在仕途上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待遇。然而严嵩最终的落败并非因为此事而是嘉靖四十一年五月的御史邹应龙的弹劾其父子弄权黩货及多行不法之事让严嵩彻底失去了权势皇帝下旨将其子严世蕃致仕还乡并将他下狱此时的严嵩已经失去了反击的能力虽然他曾试图向徐阶乞怜但已经无法挽回颓势最终他的人生以悲惨的结局收场嘉靖四十四年他被贬官籍儿子被斩家产也被抄没最终病死他乡死时凄凉凄惨回首他的仕途人生从清纯始到沮丧终恰似一个轮回繁华落尽苍凉结局尽管他得以长寿但却未能善终。”这段历史犹如一出戏剧展示了人性在权力面前的变化与挣扎令人深思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