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十六年那个风起云涌的八月，孙传庭统帅十万三边精锐之师，从潼关出发，誓言与李自成决一死战。这场战争的过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跟随奇闻奇网一起回溯这场关乎大明王朝命运的大决战。
在西安关帝庙的誓师典礼上，孙传庭的豪情壮志感染着每一位将士。他分兵两路，一路由冯师孔率领向河南南阳进军，另一路则亲自统率十万明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三边精锐之师出潼关迎战李自成。
八月上旬，孙传庭连克洛阳、宝丰，初战告捷，士气大振。九月九日，他更是攻破了宝丰，闯军将领陈可新被捕杀。战争的形势瞬息万变，正当孙传庭志得意满之际，河南地区的暴雨阻断了他的攻城计划。
等待雨停的一周里，孙传庭接连收到了三个坏消息：粮草将尽、道路泥泞导致后勤无法补给、李自成切断粮道。行军作战，粮草为先。面对这些困境，孙传庭不得不亲自率领三边精锐之师迎战李自成。河南明军已在李自成三次攻打开封之战中被打残、打怕，拒绝服从孙传庭的军令，导致军心动荡。
李自成见明军混乱，果断出击。孙传庭军在闯军的反攻下大乱。他退往南阳，希望能与冯师孔的偏师和左良玉的湖广明军会师再战。左良玉畏敌避战，跋扈难用。孙传庭在南阳等待的军队并未到来，却等来了李自成的闯军。
大决战展开，孙传庭率领的三边精锐之师锐不可当，连续攻破闯军的前三重战阵。战局相持不下时，火车营溃败，士卒为了逃命纷纷解下拉车的马匹逃跑。这一混乱导致大量火车堵塞道路，其他三边精锐之师堵在路上，李自成乘机发动全线反攻。
最终，明军大败，孙传庭、高杰、白广恩等人逃回潼关时，十万大军仅余四万。崇祯十六年十月初，李自成率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
回顾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孙传庭原本有可能战胜李自成。但最终的全军覆没源于多方面的原因：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孙传庭的一意孤行以及李自成的部署得当。虽然明朝仍有百万大军，但真正具备战斗力的仅有关宁军、左良玉的湖广军以及孙传庭的三边精锐之师。关宁军要抵御清军，无法调动；左良玉跋扈难用。唯一可用于进攻李自成的只有孙传庭率领的三边精锐之师。在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一的前夕，朝廷中的大部分重臣都持谨慎态度，反对孙传庭出潼关、赴河南攻击李自成。他们认为，孙传庭的兵力配置精良，是朝廷的宝贵资产，不宜轻举妄动。兵部侍郎张凤翼更是恳切地向崇祯皇帝进言：“皇上只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崇祯皇帝心急如焚，渴望迅速消灭日益壮大的李自成势力。他不顾朝臣的忠告，刚愎自用，接连催促孙传庭出关迎战。
在这种背景下，孙传庭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崇祯皇帝的急切催促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使得他不得不调整原有的计划。李自成在襄阳设立行政机构，开始向政权转变，这意味着剿灭李自成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崇祯皇帝仍视李自成为流寇，期待孙传庭能像过去擒获高迎祥那样迅速消灭李自成。
面对皇帝的催促和期望，孙传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深知战未必捷，但侥幸获胜的机会仍然存在。他心中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不愿再次因违背皇帝的意愿而被投入监狱。在他的内心深处，侥幸的心理和对狱吏的恐惧促使他决定出潼关进攻李自成。
在接到丘之陶的密报后，孙传庭看到了取胜的希望。丘之陶提出，李自成率军北上后，襄阳将变得空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能在襄阳起事，使李自成腹背受敌，就有可能将其一举剿灭。这个策略对孙传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孙传庭的决策并没有得到正确的执行。在出征后，他忽视了谋士的建议，没有稳扎稳打经营好洛阳。面对李自成的反攻，他本应该撤退并寻找新的机会，但他却选择了冒险进攻南阳。这场南阳之战导致了他的惨败。不久之后，李自成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沙场。
李自成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战场上的胜利。他在部署战争时非常谨慎，深知闯军的战斗力不如孙传庭的三边精锐之师。他部署五重战阵消耗对方的实力，并在关键时刻发动全线反攻，最终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孙传庭战死后不到半年，李自成攻破了大明京师。崇祯皇帝绝望之下选择了自缢殉国，大明王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这段历史充满了悲壮和遗憾，也让人深思一个时代的兴衰与决策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