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日本人便是关东军的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关东军为了在东北长久立足，开始策划在满蒙地区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而这个政权的名义领袖，便是昔日的大清宣统皇帝溥仪。
土肥原贤二亲自前往天津，寻找这位失意的末代皇帝。对于溥仪而言，这是一个重续皇帝梦的机会。他反复询问土肥原，伪满洲国是否将实行帝制。土肥原则以含糊的语言表示，现在是溥仪恢复大业的时刻，如果他前往满洲，便可以立刻成为元首。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满洲国”这个词充满了复杂的含义。溥仪是满族人，又是被革命党推翻的末代皇帝，所以在他眼中，复兴大清远比“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重要。土肥原的游说打动了溥仪，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便随日本人前往关外，建立伪满洲国。
溥仪与日本人之间的政治博弈也随之展开。溥仪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帮助复辟大清帝国，而关东军则更注重眼前的利益。虽然溥仪被任命为伪满洲国执政，但他对此极为不满。双方就伪满洲国的政权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是凌驾于伪满洲国元首之上的实权人物。溥仪派出的伪总理郑孝胥在与武藤信义的会面中，尝试为溥仪争取更多的权益。他们提出的将伪满洲国转为帝制国家的建议，以及让溥仪在北京而非长春登基的提议，都被武藤信义以时机未到为由委婉拒绝。
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政治逐渐减少，他在与关东军之间的博弈中逐渐失去主动权。1934年，溥仪在漫天风沙中举行了登基仪式，成为伪满洲国的皇帝。这个仪式的过程也充满了争议和无奈。溥仪希望通过坚持礼仪规程来宣告自己的权力，然而这不过是无力之举。
随着时局的变迁，溥仪的复辟梦想彻底破灭。他沦为傀儡，供奉日本天皇家族的祖神，甚至违心地说日本驻满特使代表着日本天皇。这个曾经的皇帝，如今只能在日本人的阴影下艰难生存，他的内心充满了绝望和无奈。在1935年4月6日那个历史性的日子，溥仪踏上了为期二十五天的访日之旅。陪同他的是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和翻译官林出贤次郎。此行中，他不仅与昭和天皇和皇后进行了会面，还拜会了贞明皇。这次访日之旅并非只是礼节性的访问，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溥仪的人生轨迹。结束访日后，溥仪回到了伪满洲国，随即发布了“回銮训民诏书”，这一举动反映出他希望借此树立自身的权威。这次旅程让溥仪变得更加注重威仪形式，甚至在他原本轻松的居住环境中也体现出了这种变化——原来官员可以到他的卧室与他谈话，但访日之后，这样的场景不再出现。
溥仪的出访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他的复杂地位。在日本关东军的眼中，他更像是一颗棋子，没有实权的他，每一个举动都受到密切的关注。溥仪的种种行为引发了关东军的戒心，双方矛盾逐渐激化，最终导致了1936年的“海拉尔事件”。在这一事件中，兴安北分省的省长凌升被日本人杀害。凌升是溥仪的妹夫和亲信，他坚决反对日本对满蒙的控制。随着事件的升级，溥仪的三个亲信福龄、春德、华林泰也被关东军处决。这些事件无疑是对溥仪的警告。不久之后，溥仪的伪总理郑孝胥也离世了。这一系列事件让溥仪在内阁人选上失去了发言权，使他彻底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这些事件的背后，是双方复杂而微妙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
当我们阅读溥仪的回忆录时，可能会认为那就是真实的历史。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纸面背后，隐藏在复杂的逻辑之中。要揭示历史的真相和客观性，我们不能忽略历史中的人，他们的动机、观念、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我们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
对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形象，我们总是容易脑补成一幅悲剧印象——在时代的变革中被动地与命运对抗。从日本人的《绝密会见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溥仪的形象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他并不是被日本人绑去做傀儡皇帝的，他在伪满洲国的境况也并不能简单地用“被日本控制”来形容。真正的历史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么，伪满洲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接受中田整一的采访时的一段话或许可以概括：“我们为了复辟清朝而利用关东军，关东军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们，伪满洲国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这样一种组织。”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去深入挖掘和理解。
